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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国家应对气候行动,需效仿中国采取六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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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南华早报发布时间: 2025/10/12 10:28:01 (北京时间)
清洁能源投资
气候政策
民粹主义
能源转型
政策风险
民主国家应对气候行动,需效仿中国采取六项措施

新闻要点

2025年全球能源投资预计将达到3.3万亿美元,其中2.2万亿美元流向清洁技术领域,是化石燃料投资的两倍。然而,尽管数据可观,清洁能源领域却面临信心危机。 今年上半年,美国有超过220亿美元的清洁能源项目被取消或缩减,导致约16,500个工作岗位流失,其中包括电池设施、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工厂。主要投资者正在退出净零排放联盟,挪威国家石油公司(Equinor)等能源公司因监管不确定性已减记数亿美元的海上风电投资。问题的根源并非技术不足或资本匮乏,而是政治因素。 民粹主义压力导致的政治意愿削弱正在重塑全球气候政策。各国领导人正在撤回承诺,将气候行动与可负担性及能源安全对立起来。目前对净零排放目标的最大威胁,不是工程挑战,而是系统性地瓦解使能源转型得以实现的政策框架。

背景介绍

2025年,全球正处于能源转型的关键时期,清洁能源投资虽创历史新高,但其发展面临严重的政治阻力。文章指出,美国和欧洲的清洁能源项目面临取消和减记,这与民粹主义抬头和政治周期对气候政策的侵蚀密切相关。 唐纳德·J·特朗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其政策往往倾向于放松环境管制,并优先考虑传统能源行业,这与前任政府的清洁能源推动形成对比。这种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了投资者对清洁能源项目的担忧,尤其是在长期资本投入大的领域,如海上风电。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政客利用气候政策的短期成本与长期效益之间的脱节,将其描绘为精英议程,进一步削弱了气候行动的政治支持。

深度 AI 洞察

当前清洁能源投资的“信心危机”是否预示着更深层次的结构性转变而非短期波动? - 是的,文章描述的信心危机远非短期现象,它揭示了民主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存在深层次的结构性弱点。这种弱点源于政治周期的内在限制,即短期选举压力优先于长期战略投资。 - 民粹主义的兴起并非偶然,它反映了选民对即时经济成本的敏感性,而非抽象的长期环境效益。这使得清洁能源政策在民主体制下变得脆弱,易受政治风向影响,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或生活成本压力增大的时期。 - 相比之下,中国等非民主国家在实施长期、大规模产业政策方面可能具有制度优势,能够更好地抵御短期政治干扰,从而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政策连贯性和投资稳定性上超越民主国家。 美国和欧洲在清洁能源项目上的缩减和撤资,对全球能源转型路径及技术领导地位有何战略影响? - 美国和欧洲的政策不确定性将导致其清洁能源产业的竞争力受损,并可能削弱其在全球能源转型中的技术领导地位。投资者寻求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政策摇摆将促使资本流向更具确定性的市场。 - 这可能加速清洁能源供应链的重心向亚洲,特别是中国转移。中国在全球光伏、电池和电动汽车制造方面已占据主导地位,若欧美政策支持不足,其在氢能、碳捕获等新兴清洁技术领域的追赶速度可能放缓,进一步拉大与中国的差距。 - 长期来看,这种趋势可能形成一个“双速转型”格局:部分民主国家因政治内耗而放缓转型步伐,而中国等国家则凭借稳定的政策支持和强大的产业基础继续快速发展,从而改变全球能源技术的地缘政治版图。 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能源政策与全球气候行动的冲突,将如何影响国际合作和投资者的风险评估? - 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政策倾向于化石燃料,并对国际气候协议持怀疑态度,这将加剧全球气候治理的分裂。这不仅会削弱《巴黎协定》等国际框架的有效性,还会使得跨国清洁能源投资面临更高的政策和地缘政治风险。 - 对于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需要更精细地评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气候政策风险。在对美国和欧洲等政治周期性强的市场进行清洁能源投资时,需将政策逆转的可能性纳入更高风险溢价考量。 - 这种冲突还可能导致全球供应链的进一步碎片化,各国出于能源安全和战略自主考虑,可能更倾向于发展本土清洁能源产业链,而非依赖全球化的高效分工,这最终可能导致清洁能源成本上升和转型效率下降。